战“疫”背景下，中国贸易伙伴格局再现历史性变化

尽管进出口总额双双下滑，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仍存在一些积极因素，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中国对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仍然保持增长，这为稳定中国外贸基本盘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并且，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额的逆势上扬再次冲击了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中国贸易伙伴格局中的主要地位。

长期以来，欧盟、美国、日本占据着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之位。截至2003年，日本已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排名第二，欧盟居于第三。2004年，东扩后的欧盟在经济体量上有所扩大，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三位。这是中国贸易伙伴关系格局的一次重大变化。美欧日的这一排名顺序直到2011年被打破，当年，东盟超越日本进入前三强，而日本自此在中国贸易伙伴序列中地位进一步下降，被挤出了前三名，屈居第四。到2019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位次再次发生变化，东盟替代美国成为了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但这个位次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今年前2个月，东盟已跃升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紧随其后。

从数据上看，前2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5941.1亿元，增长2%，占中国外贸总值14.4%;与欧盟(不含英国)贸易总值为5574.2亿元，下降14.2%，占中国外贸总值13.5%，差距并不十分大。这个差距有部分原因是由英国退欧导致的——此前英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东盟较之于欧盟在地理上与中国更加接近，在货物运输、人员往来等方面更有优势，即使受到疫情影响，中国与东盟开展贸易往来也会相对便利，贸易规模得以维持甚至扩大。此外，中国与美国在前2个月的贸易总值为4225亿元，下降19.6%，占中国外贸总值10.2%，可见中美贸易关系受先前硝烟弥漫的贸易战的影响很大，已经难以与中国-东盟贸易规模相匹敌，中美贸易脱钩进程正在显而易见的演进之中。因此，此次东盟超越欧盟、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国际主要经济力量重新洗牌、相互博弈后出现的结果，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伙伴关系在疫情后还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

同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情况也表现亮眼，合计进出口额达1.3万亿元，同比增长1.8%，比中国外贸增速高出11.4%，占比达31.7%，首超三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正在成为中国贸易伙伴网络中的中坚力量。

东盟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不是偶然，除了外在因素促成外，中国与东盟本身就具有比较坚实的双边贸易合作基础。

首先，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河相邻，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双边扩大贸易规模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例如，东盟是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生产地之一，生产包括能源矿产类、农产品类等商品，而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大宗商品需求旺盛，与东盟商品供应形成了有效对接;中国则主要向东盟出口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与东盟国家形成贸易优势互补，双边贸易合作潜力得到释放。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于2月20日在老挝万象召开了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倡议加强团结合作以减轻疫情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争取化危为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疫情期间经济活动。这给双方在当前特殊疫情时节继续推进经济合作发展吃了个“定心丸”。

其次，中国与东盟在推进经贸合作过程中注重缔结多层次合作协议框架，为双边贸易往来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自由贸易协定为双方深化和拓展经贸合作提供明确的规则指引。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自贸区建设，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2015年双方签署自贸区升级《议定书》，2019年升级《议定书》对所有协定成员全面生效。在协议签署并升级的过程中，自贸区建设有效地助力了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双方企业通过遵守自贸协定对原产地规则、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等方面的规定，享受由自贸区实施带来的优惠红利。不仅如此，新加坡、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也已经或正在与中国“单独”商签自贸协定，有意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上订立更符合本国自身发展需求的自贸规则。在更广泛的地区合作上，中国与东盟共同力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于2019年11月整体上结束谈判并可能于2020年签署协定，该协定一旦达成，将不仅能为各参与国提供更大的贸易投资便利，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中国等相关国家参与重塑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抱负”。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东盟双边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贸易条件。东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双方在互联互通、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诸多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2019年11月，在第22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就“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发布联合声明，为双方实现全面互联互通注入新动力。中泰铁路、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越南河内轻轨项目等多个基建项目的稳步推进有助于加快实现本地区运输畅通，进而推动中国与东盟贸易便利化的更好实现。

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没有一个国家会是“孤岛”，正常健康的国际贸易是缓解压力的一种重要方式。中国当前正处于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历了目前暂时偃旗息鼓的中美贸易战的考验，又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外贸进出口的冲击，面临的局面更为复杂。为此，中国可以通过合理布局未来贸易关系来加以应对。

第一，深入挖掘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合作潜能，使其成为中国贸易伙伴网络中的重要支点国家。东盟多由发展中国家组成，但它作为一个整体依然超越了欧美日等传统发达经济体而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内部蕴藏着可观的经济贸易增长爆发力。事实上，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同时，中国已经在寻求发展多元化贸易关系，尤其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贸易往来联系，这不仅是为了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是要着力拓展有待开发的国际贸易合作空间。另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在不同程度地开展经济结构调整改革，改革进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贸易合作增长点。中国可通过密切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率先把握贸易合作先机。

第二，合理经营与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贸易伙伴关系，化外部压力为内部改革动力，同时维护自身合理利益诉求。近年来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有所增加，知识产权、产业补贴等贸易议题往往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诟病中国的问题所在，这进而对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造成损害。一方面，如果遭遇无端指责，中国进行合理合规的反击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维持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健康贸易往来仍是中国外贸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对更高规格贸易规则的适用可以作为中国未来规则升级的参考。

第三，积极参与促进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在双多边框架中发展与更多国家或经济体的互利贸易关系。为此，自贸协定的商签与自贸区建设是主要的实现路径。换言之，中国可继续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与更多条件成熟的贸易伙伴国开展自贸合作，同时在合作议题与规则上不断拓展深度和广度，由此打开中国对外贸易的新格局。